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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學子投身新中國國防建設

發布時間:2021-07-09 作者:張慕洋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神州學人雜志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新中國亟需大批科學技術人才,建立新的科學技術體系和教育體系。身在海外的中國學子收到來自祖國的召喚,“回到祖國去,建設新中國”成為海外愛國學子的熱望,他們沖破一切障礙輾轉回到國內,成為中國科學技術領域的骨干,為新中國科教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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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新中國成立后,歸國留學生們意氣風發,決心為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黨和國家也給了他們機會和榮譽,這由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構成可見一斑。

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并設立四個學部,分別是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成為中國科學院的學術領導機構,而“學部委員”則是新中國學術界的最高學術榮譽稱號,即現在的院士。

1955年首屆當選的學部委員有233名,其中自然科學學部委員172人。在1957年增補的21名學部委員中,自然科學學部委員18人。在這190名自然科學學部委員中,有留學經歷的175人,占92%(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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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個自然科學領域中留學生的比例來看,其中數學物理專業留學生的委員比例最大,達100%。其次為技術科學和化學,分別為97%和92%。然后是生物學,比例為88%。地學專業留學生的委員比例最低,但也達到了74%。

這些留學生出身的學部委員無一不是自然科學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他們基本是民國時期出國留學,留學國家主要為美、英、德等科學技術水平較高的資本主義國家。留學期間,他們接受了完整、系統的學術訓練,代表了新中國科學技術的最高水平,具有極高的學術聲望。可以說,他們中匯聚了新中國科學技術的精英,采集了世界先進國家科學技術的精華。

研制“兩彈一星”的功勛

新中國成立后,國際國內形勢十分嚴峻,中共中央決定憑借中國自己的力量,發展核事業與航天事業。1955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專門討論中國原子能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

1956年4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批準成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員會。同年,中央在制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第一個遠景規劃中,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為第一項重點任務,同時原子彈和導彈的研制也提上日程。①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此后,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積極投身于國防事業。其中歸國留學生勇挑大梁,成為研制“兩彈一星”的中堅力量。

曾赴法勤工儉學并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過的聶榮臻,是當年國防科技事業的指揮者。1956年4月,聶榮臻被任命為航空工業委員會主任,負責導彈事業的發展。同年11月,聶榮臻被任命為主管科技工作的副總理,后又兼任國防科委主任。在聶榮臻的組織和領導下,我國先后試驗成功“兩彈一星”,在國防科技事業上取得突破性成就。

1999年9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對曾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重要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他們分別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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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23名“兩彈一星”功勛中,歸國留學生有21人,占總人數的91%(見表2)。留學人員為研制“兩彈一星”所作的貢獻可見一斑。

錢三強,被譽為“中國原子彈之父”,是著名語言學家錢玄同之子。少年時代,為了振興羸弱的祖國,他選擇學習物理學。1936年,錢三強于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37年赴法國深造,在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居里實驗室主修鐳學,師從伊雷娜·約里奧-居里。他與后來成為夫人的何澤慧通力合作,發現了核裂變的三分裂現象,這一成果和由何澤慧第一個發現的四分裂現象,被居里夫人稱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該實驗室第一個最重要的工作。②

1948年,錢三強夫婦回國。新中國建立不久,錢三強便全身心地投入開創原子能事業。當時中國核工業的基礎幾乎為零。就在這種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留學生出身的科學家們為國家發展原子彈與核工業制定了基本框架。其中,組建一批掌握核技術的人才隊伍是整個事業發展的關鍵。為此,以錢三強等為首的一批有留學背景的科學家開始緊張的組織領導工作。他將重點放在留學歸來的專家或海外留學生身上,先后請來留英博士彭桓武、留德博士王淦昌等,并親自說服留美博士吳有訓任物理所所長,自己任副所長(1951年2月起任所長)。錢三強還特地找到鄧稼先和朱光亞,這二人后來都成為“兩彈一星”的功勛。此后,錢三強和竺可楨合作創建了中國近代物理所(后改名為原子能所)。1954年,錢三強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中央決定發展核力量后,他又成為規劃的制定人。1956年被任命為三機部(后改為二機部)副部長,統轄整個原子彈的研發工作,同時兼任技術總負責人、總設計師。

錢三強特別重視工作的整體性,在研制原子彈的過程中,他就已經認識到兩彈并舉和兩彈技術均衡發展的重要性,這不僅是為了提升綜合實力,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即使原子彈的研制工作在后期遇到了難以攻克的難題,也可以將研究重心快速轉移到氫彈上,這樣中國的核事業就會避免中斷的危險。為此,他從原子能研究所抽調了一部分人員組成輕核理論組,逐步開展氫彈的理論研究。

錢三強不僅最早投身于新中國的原子能事業,而且是“兩彈一星”研制工作的組織者。王淦昌這樣評價過錢三強:“中國核物理有了他的組織領導,才團結了全國核物理學界,他的功勞最大。”③

鄧稼先,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1950年10月,歸國不久的鄧稼先被聘為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跟隨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進行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4年-1958年間,鄧稼先兼任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副學術秘書,幫助錢三強和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做了大量科研組織領導工作。1956年,鄧稼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應錢三強邀請,鄧稼先加入核武器研究隊伍,很快成為中國核武器研制的理論設計總負責人。

1960年,中國國民經濟陷入艱難困苦時期,鄧稼先帶領科研隊伍克服困難,在原子彈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1964年,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反響。緊接著,鄧稼先又領導一大批科研人才開始進行氫彈的相關研究,于1967年6月成功爆炸第一顆氫彈。距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成功僅兩年多時間,中國就實現了成功爆炸氫彈,這對于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增強國家綜合實力意義重大,對于打破當時國際國內的艱難局面有著重要作用。

王淦昌,核物理學家,中國核科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1929年,王淦昌考入清華大學,畢業后給著名物理學家吳有訓當助手,后赴德國柏林大學跟隨物理學家邁特內教授學習物理學,4年后取得博士學位。1934年,他謝絕所有人的挽留回到祖國,在山東大學、浙江大學等著名大學任教。

新中國成立后,應錢三強邀請,王淦昌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負責研究宇宙線。1956年9月,王淦昌奉命到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事基本粒子研究,后又被選為該研究所副所長。在蘇訪學3年后,王淦昌回國,參與了中國原子彈、氫彈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試驗研究和組織領導,是中國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學技術領導人之一。1964年,他獨立提出激光驅動核聚變的建議。1969年9月23日,王淦昌主持中國成功進行第一次地下核試驗,隨后又成功主持了第二、第三次核試驗。1978年,王淦昌擔任核工業部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長,197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錢學森,空氣動力學家,系統科學家,工程控制論創始人之一,中國航天事業的領軍人物。在中國核武器事業穩步前進的同時,中國航空事業的發展也被提上日程。1956年1月,錢學森組建了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開始對中國的航天事業進行初步探索和實驗。2月17日,他提出《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對中國的火箭航空技術和導彈技術從發展技術、經驗、生產等方面進行全面規劃,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根據這份意見書,中央軍委成立中國航空工業委員會,錢學森任主要負責人,并負責航空和導彈事業。3月,錢學森參加制定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并任綜合組組長,主持起草建立噴氣和火箭技術項目的報告書。10月,錢學森又協助周恩來和聶榮臻籌建火箭導彈科技方面的領導機構,即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院長,領導整個中國的導彈研發事業。

1957年,錢學森等一大批科學家提出要積極開展人造衛星的研制工作。1958年8月,他擔任中國科學院581組(職責是擬制衛星發展規劃,并組織實施和業務協調)組長,負責整個人造衛星和火箭航空事業的研究工作。1959年,錢學森加入中國共產黨。1960年2月,他指導設計并成功發射我國第一枚液體探空火箭。11月,組織參與第一枚近程地地導彈實驗并取得成功。1964年6月,他作為發射場最高技術負責人,同現場總指揮張愛萍一起組織指揮第一枚改進后的中近程地地導彈飛行試驗。1972年-1976年,錢學森提出建立導彈航天測控網概念,成功指揮發射中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使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之后第三個掌握衛星回收技術的國家,為實現我國國防尖端技術的新突破建立了卓越功勛。

趙九章,大氣科學家,地球物理學家,空間物理學家,中國動力氣象學的創始人,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現代地球物理科學的開拓者,“東方紅一號”衛星總設計師。在人造衛星的研制過程中,趙九章起到了擎天柱石的作用。1935年,趙九章留學德國柏林大學,師從氣象學家菲克爾。3年后獲得博士學位并回國,在西南聯大任教。新中國成立后,趙九章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上世紀50年代后期,趙九章投身人造衛星事業,1958年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主要技術負責人,開始進行衛星研制的各項準備工作。

1957年,根據國內外形勢,中共中央作出發展人造衛星的重要決策。隨著“兩彈”事業的順利完成,中國已經有足夠的力量發展自己的人造衛星。趙九章及時抓住機會,向中共中央提出發展人造衛星的正式意見,得到高度重視。1965年,中央決定成立中國科學院615設計院,即人造衛星設計院,趙九章任院長,負責整個人造衛星的研制工作。隨后,趙九章與錢學森等人開始積極籌劃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發射工作,并向中央提出1970年-1971年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計劃報告。在趙九章的帶領下,科學家們眾志成城,于1968年之前完成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樣本制作、核爆炸試驗的地震觀測和沖擊波傳播規律,以及有關彈頭進入大氣層時的物理現象等課題,為我國人造衛星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保障。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升空。中國成為繼蘇聯、美國、法國、日本之后第五個獨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極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孫家棟,我國人造衛星技術和深空探測技術的開拓者之一。1951年,孫家棟被派往蘇聯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飛機發動機專業學習,成績優異。回國后,孫家棟進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任第一設計部總體研究室主任。1956年,孫家棟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帶領大家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題,于1960年9月10日用國產燃料成功發射第一枚近程彈道導彈。同年11月5日,我國又成功發射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并準確擊中目標,標志著我國導彈事業零的突破。

1964年6月,孫家棟帶領團隊設計的中近程導彈發射成功后,他被任命為中程導彈總體主任設計師。1966年底,中程導彈首次發射實驗獲得初步成功,標志著中國導彈技術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對中國戰略導彈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967年,孫家棟擔任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總體設計負責人,1970年又奉命主持制定中國第二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總體設計方案。1975年,他被任命為試驗通信衛星的技術總負責人、總設計師。他果斷處理故障,最終使“東方紅二號”衛星化險為夷并投入使用,標志著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能發射地球靜止軌道衛星的國家。

郭永懷,著名力學家,應用數學家,空氣動力學家,近代力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郭永懷1945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1956年國慶節的前一天,郭永懷動身返回祖國。1958年,郭永懷與錢學森等負責籌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力學和力學工程系、化學物理系,并出任化學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1960年7月,蘇聯單方面撕毀協定和合同,給剛剛起步的中國核工業帶來意想不到的困難。郭永懷臨危受命,他與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國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1961年7月,郭永懷加入中國共產黨。1963年,為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黨中央決定集中在北京的專業科研隊伍,郭永懷遷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為了發展中國的“兩彈”事業,郭永懷嘔心瀝血,從理論到實踐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多次赴現場參加準備工作。1968年10月3日,郭永懷又一次來到試驗基地,進行中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的發射以及試驗前的準備工作。兩個月后,郭永懷乘飛機從青海基地趕回北京,途中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郭永懷不僅為“兩彈一星”的研制作出了特殊貢獻,也是該群體中唯一獲得“烈士”稱號的科學家。

“兩彈一星”的成功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這是無數中國人在黨領導下創造出來的愛國奇跡。這其中,海歸群體功不可沒,他們的名字和功績必將彪炳中華民族復興的史冊,成為鼓舞中華民族兒女前進的豐碑。

推動自然科學發展的大師

1949年后,在新中國的自然科學領域,歸國留學生是科學技術的中堅,對新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響。

首先,作為科技領域的精英,他們推動了所在學科的研究,貢獻卓著。

在地學領域,歸國留學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質學、物候學、氣象動力學、古生物學等。1950年從英國回國的李四光,是中國地質力學的創立者,中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的主要奠基人和領導人之一,提出了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邊緣學科“地質力學”和“構造體系”概念,創建了地質力學學派,開創了活動構造研究與地應力觀測相結合的預報地震途徑。

在數學領域,歸國留學生在數論、幾何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華羅庚是上世紀50年代留美歸國數學家的代表,是中國解析數論、典型群、矩陣幾何學、多元復變函數論等研究的創始人,在國際上以華氏命名的數學科研成果有“華氏定理”“華氏不等式”等,著有《堆壘素數論》《多復變數函數論中的典型域調和分析》等。1951年,華羅庚當選中國數學會理事長,同年被任命為數學研究所所長,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數學家吳文俊1949年畢業于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獲博士學位。1951年回到中國,在北大數學系任教,開始非同倫性拓撲不變量的研究,由此引入示嵌類并開展復合形嵌入、浸入與同胚的研究。1956年獲得首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其研究成果“示性類和示嵌類研究”享譽世界。

在物理學、技術科學領域,歸國留學生陣容強大。留學美國的趙忠堯1950年回國,是中國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事業的開拓者,主持建成了中國第一、第二臺質子靜電加速器,為在國內建立核物理實驗基地作出重要貢獻;留學英國的王大珩主持研制了中國第一臺激光器、第一臺大型光測裝備等國防光學工程儀器;1986年3月,楊嘉墀、王淦昌、王大珩、陳芳允4位院士向中央提出“發展中國的戰略性高技術”的建議,得到鄧小平同志批準。為此,國務院專門發出“高技術發展計劃綱要”的通知,即為“863計劃”;留學加拿大、美國的錢偉長,回國后從事飛機顫振、潛艇龍骨設計、高能電池、氧氣頂吹的轉爐爐蓋設計等研究,提出了“圓薄板大撓度理論”。

在化學領域,歸國留學生的研究相當廣泛,如基礎化學、有機農藥等。其中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唐敖慶1950年回國,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主要研究有關分子內旋轉、高分子化學反應統計理論、配位場理論、分子軌道圖形理論及分子軌道對稱守恒原理等。是中國現代理論化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被譽為“中國量子化學之父”。

在生物學領域,歸國留學生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成就。其中1965年完成的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研究,是生物化學領域的重大成果,在世界生物科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這項研究的主要科研人員均為歸國留學生,如鈕經義(留學美國,1956年回國)、曹天欽(留學英國,1951年回國)、鄒承魯(留學英國,1951年回國)等。

其次,歸國留學生在科研院所和高校研究、執教,推動了自然科學的學科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很多歸國留學生在中國科學院和國防部門的研究機構任職,或在高等院校自然科學學科任教,傳承或創建了新中國的自然科學學科,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本土科學技術人才。

上世紀50年代初,在新中國高校院系調整時期擔任領導的就不乏一些德高望重的歸國留學生,如葉企孫曾任清華大學校長,楊石先曾任南開大學校長,夏堅白曾任同濟大學校長,周太玄曾任四川大學校長,易鼎新曾任湖南大學校長,何魯曾任重慶大學校長等。而中國科學院或國防部門的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主要負責人,幾乎無一不是留學生出身。

在物理學方面,歸國留學生首先參加了科研院所的籌建工作。50年代,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合并了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很多留學歸國的著名科學家都曾在此工作,如吳有訓、趙忠堯、嚴濟慈、錢三強等。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前身是1950年建立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二部,在這里工作的留學歸國的科學家有王淦昌、彭桓武、趙忠堯、鄧稼先、金星南、楊承宗、楊澄中、肖健、戴傳曾、李整武、張文裕、王承書、鄭林生、朱洪元、胡寧、汪德昭、肖倫等。其次,歸國留學生創建了新的物理學專業,如留學歸國的李恒德創建了核材料專業,王補宣在清華大學創建了熱物理專業,曹建猷創建了鐵路電氣化專業,張光斗創建了水工和水電學科,陳學俊創建了鍋爐專業,湯德全創建了礦山機電專業等。留學歸國的物理學家還編寫了國內各級學校的物理學教材,如著名物理學家嚴濟慈所編《初中物理學》《高中物理學》,產生了廣泛影響。

在化學方面,1953年,中國科學院籌建化學研究所,楊石先、曾昭掄、莊長恭、柳大綱、黃子卿、吳學周、汪猷、張青蓮、蔣明謙、梁樹權、王葆仁、邢其毅、馮新德等都名列其中。50年代留學歸來的化學專家長期在高等院校從事化學教育工作,如著名化學家唐敖慶回國后相繼在北京大學、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等校任教,并任吉林大學校長。楊石先創建了南開大學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傅鷹是中國膠體科學的主要奠基人,先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石油大學任教,創建了我國首個膠體化學教研室。此外,劉思職主編了新中國第一部生化教科書《生物化學大綱》,黃子卿主編了高水平物理化學教科書《物理化學》,邢其毅主編了《有機化學》《基礎有機化學》等。

在醫學與生命科學領域,留美博士談家楨在復旦大學創建了第一個遺傳學專業、第一個遺傳學研究所和第一個生命科學學院,并將“基因”一詞帶入中國,被譽為是“中國的摩爾根”。彭司勛是中國制藥化學及生物化學主要創建人,主編了新中國第一本藥學專業教材《藥物化學》。吳階平歸國后在北京大學醫學院任教,籌建了泌尿外科,在臨床醫學上他改進了男子結扎術,為計劃生育作出重大貢獻。

在地學方面,1953年竺可楨、黃秉維、周立三等籌建南京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裴文中、楊鐘健等籌建古脊椎動物研究室。李四光擔任了東北地質學院首任院長。方俊創辦了《測繪通報》刊物,翻譯出版教材《測量儀器學》。

在生物農業學科方面,童第周籌建了新中國第一個海洋科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島海洋生物研究室。朱洗是中國細胞生物學和實驗生物學的奠基人之一,1961年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批“沒有外祖父的癩蛤蟆”。李佩成曾擔任西北農業大學副校長,主持編寫國內第一部《地下水利用》統編教材。李繼侗1953年在北京大學創辦中國第一個植物生態學與地植物學專門組,組織并翻譯了《地植物學研究簡明指南》。

在建筑學領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長期在清華大學建筑系任教,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建筑人才,更為保護千年古都北京的歷史風貌竭盡心血。劉敦楨畢生致力于建筑學教學及弘揚中國傳統建筑文化,主編建筑學教材《中國建筑簡史》《中國古代建筑史》等。

由于自然科學專業較多,而留學生專家云集,不能一一列舉。但由此可見,歸國留學生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及艱苦條件下,為推動中國自然科學與應用技術科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作者張慕洋系新鄉醫學院管理學院講師、博士,西安思源學院留學生與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柴旭林系江蘇師范大學留學生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生)

注釋:

①王素莉:《“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與歷史經驗》,《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56頁。

②兆巖:《“兩彈一星”研制記事》(上),《山西文史資料》,2000年第3期,第5頁。

③孟昭瑞:《中國蘑菇云》,孟醒整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頁。

(文|張慕洋  柴旭林 神州學人2021年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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