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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留學工作概述

發布時間:2021-07-12 作者:祁小平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神州學人雜志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留學工作主要由回國和派出組成。回國即指積極爭取海外學子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而派出方面,由于西方對中國實行全面封鎖,中國只能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和進修生,那時的出國留學政策是“嚴格選拔,寧少勿濫”。對于年輕的共和國來說,雖然很多工作是摸索性的,但仍為國家的建設發展培養集聚了眾多卓越人才,為改革開放后的出國留學管理奠定了基礎,為留學活動的繁榮發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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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廢待興,向海外學人發出召喚

新中國剛成立時,舊社會留下的是滿目瘡痍、一片廢墟、斷壁殘垣、蕭條凋敝的景象。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形勢異常嚴峻,需要擔負的任務也極其繁多。百廢待興,從何抓起,體現了執政黨的執政水平。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最重要的是迅速恢復國民經濟,促進教科文衛事業的發展,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而這一切都需要人才,尤其是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人才。然而,積貧積弱、科教落后的現實,使新中國在短時間里難以提供和培養大批專門人才為建設服務。為此,國家有關部門根據黨中央關于海外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的指導方針和具體政策,采取了多種辦法和措施,積極爭取和感召海外留學生回國作貢獻。

1950年8月,面對新中國百廢待興的局面,周恩來總理坦率地承認要在“破爛攤子上進行建設”,“現有的專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才缺乏“已成為我們各項建設中的一個最困難的問題”。

其實,早在1949年夏,周恩來總理就曾對中共南方局安排工作:“你們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在美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技術專家回來建設新中國。”同年12月,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通過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鄭重邀請廣大海外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工作。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向各海外分會發出號召:“新中國誕生后各種建設已逐步展開,各方面都迫切地需要人才,諸學友有專長,思想進步,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國,參加工作。”

當時,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約有5600多人,包括教授、學者或專門人才,其中大部分是抗戰勝利后出國留學的,主要分布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專業涉及理、工、農、醫、政法、財經、文教等多個領域。他們具有世界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如錢學森、郭永懷、葛庭燧等已在國際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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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萬難,為游子鋪平回國道路

新中國建設對海外人才的需求極為迫切,然而,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卻讓留學生的歸國之路困難重重。

一方面,敗退臺灣的國民黨當局妄圖吸引大量人才,不惜重金招攬海外留學生。另一方面,美國等西方國家也百般阻撓中國留學生回國。特別是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開始對中國全面封鎖,同時千方百計阻撓中國留學生回到新中國,并對中國留學生進行限制和監控。如錢學森就受到美國軍方和移民局的刁難與監視,原子物理學家趙忠堯以及他的同仁羅時鈞等在回國途中也被駐日美軍扣留。當時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回國之艱難,可見一斑。

為此,黨和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努力為海外留學生回國打開一條通道。早在1948年8月,中共“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就接待了17位從海外回國的留學生。1949年12月6日,經周恩來總理批準,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 “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統籌負責海外回國留學生的工作,還制定了《中國留學生調查表》等文件,對留學生回國工作作了詳細的計劃和安排,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沈陽等地設立“歸國留學生招待所”。周恩來總理還特別指示,每年國慶大典都要組織新回國的在京留學生參加觀禮。

1951年3月,教育部提出《爭取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我國留學生回國的原則》,1952年4月,教育部發布《對接濟國外留學生返國旅費暫行辦法》,對廣大留學生的回國作了多方面部署。1955年12月,高等教育部制訂《關于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的分配工作和接待、管理工作的改進意見》,強調要“發揮專業特長、照顧個人志愿、簡化分配手續、豐富文化生活、提高接待標準、藥費實報實銷”等措施,進一步鼓勵留學人才早日回國作貢獻。

黨和國家特別重視和關心回國受阻的留學生。1949年10月,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得知新中國成立后,立即決定從英國啟程回國,但卻受到國民黨當局在境外勢力的阻撓。周恩來總理獲悉后,指示有關部門:“李四光先生受反動政府壓迫,已秘密離英赴東歐準備返回,請你們設法與之接觸并向捷克當局交涉給李以入境便利并爭取保護。”在國家有關部門的大力協助下,李四光一家輾轉瑞士、意大利,于1950年1月經香港回到祖國,為新中國地質事業發展作出了輝煌貢獻。

錢學森回國的決心之大、啟程之難和國家關心程度之高最為典型。1949年,作為著名的火箭與導彈技術專家,并在二戰中為美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無法估價的貢獻”①的錢學森,正在考慮歸國。5月15日,受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南方局之托,中共地下黨員、香港大學心理學教授曹日昌給留美科協美中區負責人、芝加哥大學副研究員葛庭燧轉去了給錢學森的信:

“……錢學森先生,想您認識,否則請打聽一下。北方當局很希望他回來,要我約他,我不知道他的通訊處,附函請代轉交,并請對他多多鼓勵一番,他能回來最好。拜托拜托。”

此處的“北方當局”,顯然是指此時已經占領中國北方大部分地區的中國共產黨。5月20日,葛庭燧將信轉寄給錢學森,并又附了一封熱情誠摯的信給“學森兄”:

“曹兄系清華同學,曾留學英國。據悉伊現為國內外聯絡人之一,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當局之囑,敦請吾兄早日返國,領導國內建立航空工業。曹兄來信雖語不詳,但是可見北方當局盼兄回國之切……以吾兄在學術上造詣之深及在國際上的聲譽,如肯毅然回國,則將影響一切中國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國致力建設之風氣,其造福新中國者誠無限量。弟雖不敏,甚愿追隨吾兄之后,返國服務。”②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天后,錢學森就對他的學生羅時鈞講:“我們要盡快把學到的知識用到祖國的建設中。”③但當時的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錢學森以前的一個美國朋友因為涉嫌是共產黨員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錢學森因此受到牽連。他們取消了錢學森參加機密研究的資格,美國移民局要驅逐他出境。1950年7月,錢學森以探親為名,準備乘“威爾遜總統號”返回祖國。當時美國海關扣留了錢學森以及部分學習科技專業的留學生。時任美國海軍次長金布爾聲稱“錢學森無論在哪里,都抵得上5個師,我寧可把這家伙槍斃了,也不讓他回到中國”。之后,錢學森曾被關押在特米那島,被釋放后仍處于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之下。1955年6月,錢學森用香煙紙片寫信寄給了家人,請求新中國政府的幫助。信件轉送到周恩來總理手上,得到高度重視。8月,在日內瓦會議上,中國政府代表憑借錢學森的求助信,同美國代表反復交涉,錢學森終于在1956年9月回到了祖國。

上世紀50年代,在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與關心下,在廣大海外留學生迫切的歸國之心中,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回國潮逐漸形成。而“威爾遜總統號”“克利夫蘭總統號”的名字也被載入新中國留學史冊,因其搭載了多名留美學者回到祖國,除梁思禮、華羅庚、錢學森、郭永懷外,還有朱光亞、王希季、師昌緒、張文裕等人。那期間,回國的還有葛庭燧、程開甲、謝希德、何怡貞、趙忠堯、黃昆、湯定元、傅鷹、彭少逸、王世真、侯祥麟、江澤涵、關肇直、王湘浩、吳文俊、翁文灝、李璞、葉篤正、顧震潮、閔嗣桂、嚴東生、李肇特、鄭集、滕大春、曹孚、吳冠中,等等,人數眾多,不勝枚舉。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有2290名留學生放棄海外高薪,克服多種障礙,回到飽經戰爭創傷、正在建設中的新中國。這些不同領域的專家,揮灑他們的青春和汗水,奉獻他們的才華,為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國防軍工、地質勘探、能源開發、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譜寫了新中國建設的輝煌篇章。他們創立的功勛業績足以彪炳共和國的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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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派出,學習蘇聯等國建設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鑒于冷戰的國際形勢,首先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并向這些國家派遣大批留學生,以學習他們的建設經驗,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人才。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是黨和國家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大舉措;廣大留學生也不辱使命,認真學習,回國后在各個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1年8月11日,新中國派出首批留蘇學生共375人,1952年派出220人,1953年派出583人(其中200人是由軍隊系統單獨選拔培訓后派出,黨團員占了90%以上)。他們分布在蘇聯的14個城市58所學校。

1952年年初,留蘇預備部成立。同年8月,中蘇兩國政府簽訂《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蘇聯高等學校學習之協定》,周恩來總理指示,要根據《協定》要求,“嚴格審查,爭取多派”。據此,1954年派出1375人,1955年派出1932人,1956年派出2085人,1957年派出529人,1958年派出415人,1959年派出576人,6年共計派出6912人。從1954年開始,留學生的派遣數量不僅明顯增多,而且在學習科目和派出人員層次上也發生了變化。

1960年后,由于中蘇關系惡化,1960年-1966年留蘇熱潮大受影響,在1960年-1965年的6年時間里,中國僅派出留學生220人。1966年,高等教育部發出通知,選派、派遣留學生工作推遲。于是,向蘇聯派遣留學生的工作自然不再進行。盡管如此,1951年-1966年中國向蘇聯派遣的留學生,包括部隊干部、團干部等,仍然達到8310人。

為讓留蘇學子能夠安心學習,國家對留學生及其國內家庭提供了豐厚的補助。1951年10月9日,教育部專門發文至外交部和財政部通知中明確指出,凡中國留蘇大學生,每人每月用于吃飯、學習、買書本等生活學習的費用共計595盧布,另外每人還有學費33盧布、特別費用22盧布,總計每人每月的供給標準為650盧布;④研究生每人每月供給標準則為900盧布。據相關資料顯示,當時國內大學生每人每年的平均開支僅為830元人民幣,而一個三級干部一個月工資也不過290元人民幣。按照當時1人民幣換2盧布來算,每個留學生一年的津貼就有3900元之多,超過了4個國內大學生一年的開支。同時,國家還針對留學生的一些具體困難制訂了相應措施,如針對存在困難的留學生家庭,由選送單位給予其家庭一定補助,從而為留學生減免家庭負擔。由此可見黨和國家對留學生的重視。

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主席率領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活動及六十四國共產黨和工人代表會議。毛主席訪蘇的消息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中迅速傳開,學子們歡欣鼓舞,把想要見到毛主席的愿望反映給了中國駐蘇使館。毛主席知道留學生的愿望后,欣然決定跟這些學子見面。

1957年11月17日下午6點,毛主席和中國代表團團員鄧小平、彭德懷等由劉曉大使陪同來到莫斯科大學禮堂。據留蘇生陳先玉回憶,同學們一遍遍高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當毛主席出現在講臺上的時候,會場頓時沸騰了,大家都站了起來,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您好”等口號持續了十幾分鐘,毛主席頻頻招手示意,大家才平靜下來。

毛主席首先向學生們問好,然后作了重要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隨后,毛主席向學子們談了當前的國際形勢,提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重要論斷,并說世界上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這一著名論點。最后,毛主席再次向大家說:“世界是屬于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于你們的。”

接著,毛主席又來到后院的學生俱樂部,那里聚集了大禮堂容納不下的中國學生,毛主席微笑地鼓勵青年留學生們:“我只給你們講三句。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謙虛;第二,祝你們身體好、學習好、將來工作好;第三,和蘇聯朋友要親密團結。”

毛主席對留蘇學子的重要講話,極大鼓舞了留蘇學生為祖國建設服務的熱情。這些留蘇生克服困難,在專業上取得了優異成績,回國后更是成為各自領域的重要骨干。同時,毛主席的這段重要講話,在國內亦得到廣泛傳達,對當時的中國青年乃至今天的青年們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1951年-1966年間,中國派遣的留蘇學生分布在蘇聯幾十個城市220多所高校或科研機構,所學專業涉及理工農醫文教等40多個國內緊缺學科。這一時期,選派專業的重點是向工科類傾斜,特別是國家急需的地質、采礦、冶金、機械和建筑等基礎工業領域。如1951年的選派政策為:赴蘇聯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及教學經驗,以培養我國高等學校的各科師資。1952年的選派政策為:培養高級建設人才以適應今后國家建設的需要,選派一批優秀的青年學生、有專長的革命干部及教師赴蘇聯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經驗。

因此,留蘇學生主要以學習自然科學或工程技術為主,以適應國家工業發展的需要,意義非常重大。當時我國向科學技術發達的蘇聯大量派遣留學生的政策,在15年內使海外中國留學生達到萬人之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雖然當時中國的經濟水平仍很落后,但中國政府制定的留學政策,卻顯示了通過科技人才培養加快經濟建設、振興中華民族的決心。

新中國成立初期,還向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從派出時間看還早于向蘇聯派出留學生。從1950年初開始,新中國先后與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和保加利亞5個國家達成互派語言生和歷史專業留學生以及派遣單項技術留學生的協議。到1966年,中國向上述東歐國家共派出985名留學生。

在此期間,中國還向朝鮮、越南、蒙古等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印度、緬甸、印尼、埃及、阿富汗等民族獨立國家派遣了少量留學生。

由此可見,上世紀50年代向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獨立國家派遣留學生,是黨和國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為了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建設培養人才而做出的正確選擇。所派遣的留學生歸國后,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此外,這一時期,我國還嘗試向資本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開創留學教育新途徑。1966年,高等教育部、外交部向國務院聯合提交《關于向資本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研究生的請示報告》,國務院在認真研究和綜合考察后予以批準。1965年國務院批準高等教育部《關于向資本主義國家派遣自然科學留學生問題的請示報告》,其中提出當年擬選拔50名學習自然科學的留學生,派赴法、英和北歐等國家學習;在1965年和1966年每年選拔留學預備生200人,所派遣的留學生也從學習不同國家的語言專項轉而學習自然科學。這表明在派出留學生的指導思想上有了很大轉變。

從1966年開始,由于“文革”影響,國家曾一度停止向外派遣留學人員,1972年起恢復執行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的政策。盡管當時向西方派出的絕大多數留學生學習的是語言專業,卻開啟了新中國出國留學多元化的新階段。據統計,從1972年-1978年間,國家共向49個國家派出1977名留學人員。

綜上所述,1949年-1966年的17年間,中國共產黨吸引和派遣留學生的工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績,緩解了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才短缺的嚴重情況,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加快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發展了我國的國防工業和科教文衛事業,也為新時期留學工作的發展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鑒。(神州學人 2021年第6-7期 文|祁小平 福建集美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西安思源學院留學生與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釋:

①黃宗煊:《錢學森——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杰出典范》,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8頁。

②黃宗煊:《錢學森——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杰出典范》,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6-77頁。

③黃宗煊:《錢學森——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杰出典范》,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2頁。

④《函請電知我駐蘇大使館代墊赴蘇375名留學生學習生活費》,教育部長期檔1951-9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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